四川眉山三苏祠

　　01

　　苏轼贬谪黄州的原因

　　苏轼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巨人，永远是那么的光彩夺目，然而他的人生道路却非一帆风顺，甚至可说是极为崎岖不平。苏轼晚年结束海南三年的流放生涯，以风烛残年回到内陆，在一张他的画像上题诗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正是苏轼一生中的三处贬所，他却将这三处认定为自己建立功业的地方，这其中虽然包含自嘲的意味更多，但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正如常言所说，苦难的土壤上更容易开出绚丽的艺术之花，苏轼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上的三次高峰正是出现在这三段贬谪流放的时期。

　　贬谪黄州，是苏轼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而他之所以被贬黄州，则是缘于“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的祸根几乎是在苏轼刚一踏上仕途的时候便已种下了。苏轼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22岁时进士及第，但随即因为母亲去世而回乡居丧三年，之后做了一任凤翔府签判，又因父亲去世而返乡居丧，等他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34岁再次还朝的时候正值王安石当政，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推行新法。不久，苏轼便因为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法而引起不满和排斥，得不到重用，甚至被谢景温诬奏他扶父丧归蜀时曾用舟船贩运私盐，后虽经多方追查证明为子虚乌有之事，但毕竟对其名誉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外派到杭州任通判，杭州任满后，他又相继转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在北宋的政治体制中，历来是重京官而不重外官，如果一个官员长期在远离京城的外地任职，就说明他不受核心权力层的重视，政治前途黯淡。苏轼当时文章早已名满天下，神宗皇帝也很欣赏他的才华，据宣仁皇太后后来回忆说，神宗常常吃饭的时候都在读苏轼的文章，并连连口称奇才。

　　但在政治上苏轼始终不被重用的原因在于他坚定地站在新法的对立面，尤其是多年在地方任官，更使他清楚地看到新法推行对民间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百姓生活带来的苦难，于是反对更力。苏轼在各郡任职，都竭尽全力地为当地百姓谋福利、办实事，当他离任时，百姓无不对他感恩戴德、依依不舍，真正做到了“去而益咏”；与此同时，他在文学创作上也相当的高产，他用诗歌吟咏各地的名胜美景，也用诗歌哀叹民生多艰，讽刺苛政弊法，他的诗歌流传大江南北，俨然成为了新一代的文坛领袖。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文章诗歌中的嬉笑怒骂也不断加深着新党人士对他的痛恨，一场无妄之灾正在悄悄地向他走来。

　　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搜集苏轼诗文，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上章弹劾苏轼讪谤朝政。他们所罗列的罪证大概如此：“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三苏祠·云屿楼

　　明眼人一看便知，以上不过是针砭时弊，顶多是发发牢骚的诗人之语，绝非是什么包藏祸心的恶毒攻击，神宗一开始也不以为意，但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御史们纷纷围攻之下，神宗皇帝也动摇了，下令将苏轼拘捕审问。七月二十八日，一个名叫皇甫遵的悍吏气势汹汹地来到湖州，将刚到湖州做了三个月太守的苏轼逮捕，“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赴京师御史台，沦为阶下囚。因汉时御史台外遍植柏树，上面栖居了许多乌鸦，于是“乌台”成了御史台的别称，所以苏轼遭遇的这场官司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受审问的详情不得而知了，但恰好有后来官至宰相的苏颂，当时也得罪下狱，其被关押的地方与苏轼只一墙之隔，他在诗中记录了亲耳所闻的苏轼在狱中被拷问的惨状：“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初入狱时，苏轼也自度必死，他留给弟弟苏辙两首绝命诗，其一云：“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其二云：“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与此同时，狱外的苏辙和苏轼的友人们正在积极地展开营救工作，苏辙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苏轼之罪，张方平、范镇等老臣也纷纷上书请求赦免苏轼，在朝的吴充、王安礼（王安石之弟）等人也进言神宗，认为宜宽免苏轼，后来成为苏轼政治死敌的新党人物章惇，当时与苏轼还是好友，也为营救出力甚多。仁宗的皇后曹氏在临终前对神宗说，苏轼是先帝挑选出来留给你将来可以当宰相的人才，千万不可杀。就连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后，是谁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说法不一，或许神宗皇帝原本就没打算过要杀苏轼，不过是想给他一些惩戒而已，因为宋朝的祖训是不杀士大夫，何况苏轼是名满天下的士大夫中的领袖，神宗想必也不愿因杀苏轼而落下千古骂名。总之，这个案子在经过一百多天的审理之后，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束了，苏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三苏祠·晚香堂

　　02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一开始寓居在一座叫定惠院的寺院中。黄州位于长江中游，城郭依江而建，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处于长江上游，所谓“我家江水初发源”，再次看到半是峨眉雪水的长江令他备感亲切，虽然刚经历了写诗给他带来的大祸，但初到黄州的他又忍不住诗兴勃发，他以自嘲的口吻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苏轼以戴罪之身来到黄州，虽然还挂着“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虚衔，但申明“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没有实际的行政职务，并且其行动还得受到监视和限制，因此也就类似于被软禁于此，闲居思过。刚走了背字的苏轼，许多亲戚故旧避之唯恐不及，他自己也不愿意见人，所以刚到黄州的一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僧舍之中，与僧人们一起吃着粗茶淡饭，只偶尔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一人散步于舍外的修竹蒲苇间。他在此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词：“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那孤独徘徊的鸿影，不正是苏轼自己的形象写照吗？

　　不久之后，苏轼搬到黄州城南门外的临皋亭居住，这里离大江只数十步，风景甚美，这使他感到惬意，他感叹：“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确，谪居黄州的苏轼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闲人，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时时为生计发愁的穷人，因为他的薪俸早已被停发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特别是在他的家小也来到黄州之后，一家十数口人的生活便成了大问题。为了节省开支，他想了一个办法，每月月初，取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串挂在房梁上，每天用叉挑取一串使用，并立即把叉藏起来，若日有剩余，就放入一个竹筒中，以备有宾客来时款待之需。

　　到黄次年，故人马正卿为他向郡中请得城东荒废的旧营地五十亩，于是他开始亲自开垦荒地，躬耕其间，并自号曰“东坡居士”。他在东坡上掘井作塘，种植桑树百余株，又种水稻和蔬菜果树，“身耕妻蚕”，像陶渊明一样，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能把农事干得有模有样，得益于青年时在家乡的一段躬耕的经历，并且他还是一个嫁接果树的高手。一两年下来，“日炙风吹面如墨”，他已是一副标准的老农形象了。

　　苏轼在东坡的躬耕，除了出于解决生活困顿的现实需要，也是在向世人显示自己的坚韧和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形容可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再下一年，苏轼又在四邻的帮助下，在东坡旁作堂五间，因建堂时在冬季，天降大雪，所以他名之曰“雪堂”，又在四壁画满雪景，环顾俯仰皆雪，颇与南朝宗炳的“卧游”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雪更是象征着苏轼高洁的志趣。

三苏祠·碑亭雪景

　　人处于患难之中，更能切身感受到人情的冷暖，谪居黄州的苏轼于此深有体会，许多人怕受到牵连，避之唯恐不及，“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也有许多人在此时以真诚的友谊给予了他感情上的慰藉。在黄州与苏轼交往最密切的人之一是陈慥（字季常）。陈慥是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时的长官陈希亮的儿子，他们在凤翔时便订交为莫逆，而此时，陈慥正隐居于离黄冈不远的岐亭。在苏轼来黄州时，陈慥便迎之于道上，故人重逢，感慨万千，后来苏轼离黄，陈慥又独远送至九江，才依依作别。苏轼在黄四年多的时间，曾三次往岐亭见陈慥，陈慥更七次来黄冈见苏轼，平时书信往还更多。他们在一起游览山水、饮酒赋诗、说佛谈禅，亲密无间。

　　除陈慥外，苏轼在黄州新结交了一群当地的朋友，他们大多数也是很有学问，但或怀才不遇，或高洁不仕，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如潘鲠、潘丙、潘原兄弟，王齐愈、王齐万兄弟，古耕道，郭遘等人，他们时或陪同苏轼游玩山水间，时或设酒杀鸡作食款待苏轼，在苏轼开垦东坡，营建雪堂的过程中，他们也都出力甚多。苏轼在黄期间经历了三任太守，分别是陈轼、徐大受、杨寀，他们都没有因苏轼是贬谪之人而怠慢他，而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徐大受，苏轼经历了他的整个任期，徐是一位忠厚长者，他不但没有限制苏轼的自由，而且给予他许多帮助。马正卿从年轻时便追随苏轼，这次贬谪黄州，又一同前来，相从已有二十年，给予困顿中的苏轼许多帮助。故人巢谷、道潜（参寥）也先后来到黄州，陪伴苏轼。

　　值得一提的是，米芾于元丰四年（1081）九月来访，这是二人的初次见面，作为后学的米芾在艺术上得到了苏轼的许多指点，特别是苏轼告诉他书法应该专学晋人，这对于他的学书轨迹影响甚大，由此书艺大进。另外，不惧流言，致信慰问或遣使者探视、馈赠礼物者及愿执弟子礼，从学于苏轼者也不少。初到黄州的苏轼形容自己“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自喜渐不为人识”，但以苏轼的才学人品，“天下谁人不识君”，即便是身处逆境，真心敬爱他，愿与他交往的人还是不在少数的。

　　在黄州，苏轼最喜欢的两个去处是赤壁和武昌西山。黄州有赤壁矶，当地人传说这便是三国时周瑜打败曹操的地方，虽然这与事实并不相符（真正的三国赤壁在今湖北蒲圻县长江南岸），但苏轼乐于相信这一说法，因为他正可以藉此以发思古之幽情。他喜欢在月夜载酒与客泛舟于赤壁之下，或攀上江边陡峭的山岩，对江长啸。

　　赤壁夜游，往往能激发苏轼的创作才情，他由此写下了三篇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作，即所谓“赤壁三咏”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在词赋中，他俯仰古今，或壮怀激烈，或飘然出尘，但最终又归于无法安置的矛盾与惆怅、一种“人生如梦”的虚无之中。武昌西山，位于与黄冈隔江相望的南岸，那里林壑幽深，景色佳丽，苏轼数度“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与友人畅游山水间，甚至还萌生过在此卜居的念头。后来，他还在诗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风驾两腋飞崔嵬。”

三苏祠·云屿楼

　　在黄州，苏轼身边发生了一悲一喜两件事。一是他的乳母任采莲在刚来黄州不久后便病逝了。任采莲是苏母程夫人的随嫁婢女，曾乳育过苏轼和他的幼姊八娘，后来一直跟随苏轼，又照养他的三个儿子，任劳任怨，与苏轼有深厚的感情，任氏的去世，无疑给刚刚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的苏轼带来了情感上的又一次打击。可喜的是，元丰六年（1083）九月，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子，这给苏轼的生活带来了生趣，他对这个儿子疼爱有加，为其取名曰“遯”（同“遁”），大约也反映了他此时欲遁隐山林的想法。他在《洗儿戏作》一诗中写道：“人皆养儿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不难看出对现实的激愤。遗憾的是这个孩子在第二年便夭折了，这对苏轼是沉重的打击。

　　苏轼在黄州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天晚上，他与几个朋友饮酒，有感而发，作《临江仙》一首，词中有“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句，众人歌数遍而散。哪知第二天一早，城里便盛传苏轼昨夜作此词，将官帽官服挂于江边，驾一叶扁舟长啸而去。此事传到太守徐大受那里，太守大惊失色，以为走失了罪人，干系重大，连忙与众人一同去苏轼住处探看，不料苏轼此刻仍高卧床榻，鼻鼾如雷，犹自酣眠未醒，众人方知原来是虚惊一场。此事甚至迅速传到了京师，连神宗皇帝都知道了。

　　其实神宗并没有忘记苏轼，他一直在关注着苏轼的消息。一次，苏轼得了眼病，有一个多月没出门，于是便有传闻说他已经病死了，也有传说他“白日仙去”的。此事也传到了神宗的耳朵里，他连忙找来苏轼的同乡蒲宗孟询问，但蒲宗孟也说不清楚，神宗觉得可能确有其事，叹息再三。这些传闻一再兴起，充分说明了苏轼在当时的影响力，虽然他谪居一隅，但人们都在关注着他，一旦有点捕风捉影的消息便争相走告。

　　神宗皇帝其实很欣赏苏轼的才华，认为人材难得。有一次，神宗与近臣议论当世的人材，他问如果把苏轼比配古人，哪位古人和他比较像？近臣说唐代李白的文才和他颇为相像。神宗说，不然，李白有苏轼之才，但无苏轼之学。神宗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重新起用苏轼，开始，他想用苏轼修国史，后来又想任命苏轼为著作郎，元丰六年（1083），他又想起用苏轼为江州知州，甚至诏书都拟好了，但这些想法最终都被朝中的执政大臣阻止了。

　　终于，在元丰七年（1084）的正月，神宗亲书手谕：“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虽然职位并没有变动，但汝州比起黄州离京师更近，说明神宗已有意要起用他了，他的这段厄运也快要结束了。但神宗皇帝并未能亲自起用苏轼，他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病逝了。由于继位的哲宗尚年幼，由宣仁太后高氏，即神宗的母亲垂帘听政，高太后复行仁宗之政，起用旧党，苏轼的仕途于是变得光明起来。

三苏祠·百坡亭

　　黄州谪居的四年多时间，是苏轼仕途上的第一个黑暗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始终处于矛盾和摆动之中，首先他的思想的总体基调是抑郁和苦闷的，但为了排遣这种抑郁和苦闷，他又努力让自己豁达洒脱，因此他的思想中更多带上了老庄和佛禅的色彩。

　　与此同时，他在对官场倾轧和世态炎凉心灰意冷之外，又没有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彻底绝望，他仍然在关注着朝政，甚至还在给朋友的信中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自己的祸从口出表示了深切的追悔，并时刻告诫自己要谨言慎行，但他反对新法的态度却依然固执，特别是在看到新法之弊时，还是忍不住要形于文字，比如他在刚出狱去黄州的路上，就作过这样的诗：“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这与他那些被定为“罪诗”的口吻几乎如出一辙。在给友人范百嘉（后来成为亲家）的信中，他又写到：“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含讥带讽，真可谓“死不悔改”。

　　客观上说，黄州时期对苏轼意义重大，闲居生活使他对人生、学术、文艺都有了较以前更为深入的思考，使他在各方面都有了一次深刻的蜕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州时期对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苏轼最脍炙人口，或者说成就最高的文学和书法作品几乎都产生于黄州。另外，苏轼在黄州还完成了自己的两部学术著作《易传》和《论语说》，这两部著作和后来在海南完成的《书传》共同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